2026年4月3日
對付醉駕,就是要硬
2026年4月3日
對付醉駕,就是要硬
2026年3月27日
隨著檳城一個售賣煙花攤位在深夜失火,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長倪可敏下令,消拯局和地方政府檢討有關臨時煙花的攤位的標準作業程序,包括要求合法攤位配備滅火器,以應對緊急情況。
大馬人是出了名的愛熱鬧,過節沒點鞭炮聲總覺得少了點味。自從政府合法化煙花貿易後,街道上的煙花攤位像雨後春筍般冒出來。
但煙花意外的數據實在讓人笑不出來,2024年19宗火災,去年竟然飆升到113宗,漲幅接近500%!
國人請別把臨時攤位當成法外之地,很多業者可能覺得,反正隻是擺幾天的臨時攤,擺幾箱貨、拉個電線、坐個搖搖椅就能收錢。這種心態最危險。
檳城這次失火,火光衝天甚至波及住宅冷氣機,這就是典型的距離沒美感,反而有危險。
倪可敏部長下令檢討SOP,要求配備滅火器,這其實是最基本常識。賣易燃品不帶滅火器,就像去深海遊泳不穿救生衣,沒事不是運氣好,是命大。
總之,安全不能靠運氣,既然要享受煙花的燦爛,就得承擔起防災的責任。
或許政府應該考慮更妥善的管理和規範。 例如,滅火器實名製,銷售煙花申請準證時需出示有效的滅火器,甚至要求業者現場示範使用,以避免滅火器淪為擺設或過期商品。
然後,就是讓距離產生美,即強製攤位與攤位、攤位與建築物之間保持至少5到10米的緩衝帶,以防止連環炮演變成連環火,減低社區風險。
限製攤位存貨量
再者,或許應考慮夜間存貨管製,限製攤位的存貨量,多餘貨源需存在防火倉庫,而非堆在路邊攤,以降低一旦失火時的爆炸威力。
若再積極些,政府可要求攤主購買臨時性的第三人責任險。一旦波及鄰居財產,如冷氣機,有保障可賠付,不至於鬧上法庭。
總括而言,安全指南不是為難小販,而是為了讓大家能平平安安地賺這筆喜慶財。
當然,希望房政部這次的檢討不是三分鍾熱度,別等到更多煙花火災發生了才來頭痛。
https://www.chinapress.com.my/20260327/%e6%bd%98%e6%9c%89%e6%96%87%ef%bc%9a%e5%96%9c%e5%ba%86%e8%83%8c%e5%90%8e%e9%9a%90%e7%81%ab/
2026年3月20日
近年來,華裔申請成為公務員的人數持續下降。根據統計,華裔在各政府機構平均隻占約2%,警隊更低至1.5%。
這些看似冰冷的數字,其實反映出一個現實,越來越多年輕華裔,正用行動遠離公務員體係。
在不少人眼中,公務員工作雖然穩定,但薪資被認為偏低、升遷空間有限,加上需要具備良好的馬來文能力,讓許多華裔年輕人望而卻步。於是,許多華裔青年寧願投身私人企業、創業,或出國謀生發展。
然而,大马华裔公务员协会会长赖丽清指出,公务员待遇其实未必如外界想像般逊色。近年政府调高底薪,加上津贴、医疗福利与退休保障,整体收入与保障并不差。尤其在新冠疫情期间,私人企业裁员潮汹涌,许多打工族一夜失业,而公务员仍能维持稳定工作,显示其制度的安全性。
事实上,国家的行政运作,正是依靠公务员体系支撑。华裔公务员比例偏低,也不必简化为谁对谁错,而更像是结构与心态的双重问题。
由于华裔公务员基数小,升迁机会自然看起来有限,但在某些领域,例如华文教育,因为华小需要华文教师,华裔比例相对较高,这也说明只要有需求,机会仍然存在。
影响平衡发展
另一方面,语言门槛也常被过度放大。SPM马来文只需考获优等(Credit)即可,但不少华裔学生仍对马来文缺乏信心。吊诡的是,一些成绩优秀的学生选择出国发展,回国后又批评政府部门不够国际化,这种矛盾心态也值得反思。
对年轻人而言,选择职业往往看的是起薪与未来发展。若政府希望吸引更多优秀人才,包括华裔青年加入公务员体系,或许可考虑在特定领域推出更具吸引力的制度,例如为华文教师、科技人才或外交官提供专业津贴或快速升迁通道。
更重要的是,多元社会的公务体系若由单一族群主导,视野难免受限。华裔若能加入公务员行列,不仅不是抢饭碗,反而能为国家治理带来语言优势、多元文化理解及国际视野,从教育、外交到反诈骗等领域,都可能发挥更大作用。
公务员不只是稳定工作的铁饭碗,也是一个参与公共决策、影响国家发展的平台。若能让更多人看见这种可能,华裔青年不再迷惘于公务员体系的拉锯,或许能成为部分华裔青年的人生选项。
https://www.chinapress.com.my/20260313/%e6%bd%98%e6%9c%89%e6%96%87%ef%bc%9a%e9%93%81%e9%a5%ad%e7%a2%97%ef%bc%8c%e4%b8%8d%e6%98%af%e6%8a%a2%e9%a5%ad%e7%a2%97%ef%bc%81/
2026年3月6日
面子書專頁坐擁20萬粉絲的著名華裔網紅律師兼時事評論員洪偉翔,疑被大馬通訊及多媒體委員會屏蔽,導致大馬人需翻牆才能瀏覽其專頁。未料,他成立新專頁不到一天,即被指禁言且無法發布帖文。
20萬粉絲的大本營被屏蔽,剛搬進新家不到24小時,竟然連大門都被焊死了。
究竟,誰害怕那支筆?
以前提到翻牆,想的是中國的網絡防火牆;如今在大馬看本地律師的專頁也要開VPN翻牆,感覺就像是在自家廚房拿個杯子還要繞過後院翻窗進入一樣滑稽。
速度堪称5G
如果当局真的出手,却没给出半点理由,这不是在执法,而是在玩躲猫猫吧?民众常抱怨政府部门办事慢,但这次针对洪律师的行动,效率简直是5G 速度。
洪律师的风格言辞犀利、立场鲜明,这正是民主社会该有的声音。如果一个律师、有20万追随者的意见领袖,可以在毫无预警、毫无解释的情况下被静音,那普通老百姓是否该开始练习手语了?
如果此事已闹到要请出前总检察长丹斯里汤米汤姆斯的地步,就不再只是网红被封号的小事,而是宪法层级的较量。
即是说,当局必须讲人话,屏蔽理由是因为假新闻?仇恨言论?还是单纯因为他长得太帅影响市容?请给出清单。黑箱作业只会让人民觉得政府在玩政治审查。
如果洪律师欲入禀法庭讨公道,应得到支持。在大马,很多时候边界是需要透过诉讼撞出来的。如果这次挑战成功,这将会是大马保障网络言论自由的重要里程碑。
网民应该关注这事件的程序正义,因为今天是洪律师被禁言,如果不发声,明天可能就有下个人被消音。
真理越辩越明,专页越封越红。历史证明,越是不让人看的东西,大家就越想翻墙去看。当局这一波操作,恐怕是帮洪律师做了一场有价值的反向行销。
至于吃瓜群众多用VPN非长远之计,解决方式应是要求更透明的监管机制,而非人人自备梯子才能听到不同声音。大马的言论空间需要更多像洪律师这样不怕撞墙的人。万一墙太硬,就让法庭来拆一拆!
最终不免要问:此事是单纯执法,还是昌明时代的另一种注脚呢?
https://www.chinapress.com.my/20260306/%e7%9c%8b%e5%a5%bd%e6%96%87%ef%bd%9c%e6%bd%98%e6%9c%89%e6%96%87%ef%bc%9a%e7%bf%bb%e5%a2%99%e7%9c%8b%e4%b8%93%e9%a1%b5%ef%bc%8c%e8%b0%81%e5%9c%a8%e7%84%8a%e9%97%a8%ef%bc%9f/
內政部副部長拿督斯裏三蘇安努亞警告,任何警員若因民眾衣著問題而拒絕受理報案或處理緊急求助,將面臨紀律處分,情況嚴重者將被開除。
去年12月那起華裔母女在南北大道出車禍,趕去警局報案,卻因為褲裙膝蓋上一點就被擋在門外,還得去附近商場買長褲換上再回來這種荒謬劇碼,真的讓人火冒三丈。
副部長現在公開承諾會持續監督、確保指令貫徹到底,這至少在姿態上,是給公眾的一劑強心針。尤其強調強奸、搶劫、猥褻、家暴等創傷案件,衣著根本不是首要考量,這點講得非常到位,顯示出一定的同理心與務實態度。
武吉阿曼去年12月已经下令,今年2月才因为舆论压力在国会重申,真的有点马后炮。那起母女事件闹得沸沸扬扬,内政部和警方高层当初的回应却是只是建议换衣服,不是拒绝、涉及政府机构服装指南,这种四两拨千斤的官腔。
如果指令清晰、严肃,为什么基层警员还敢把受害者挡在门外?是培训没到位?还是某些警区根本把指令当耳边风?
为什么大马的政府机构、尤其是警察局,如今还在为膝上几公分跟老百姓计较?人民出车祸、遇抢、被家暴时,脑袋里想的是保命、求公道,不是今天要不要穿及膝裙来配合着装要求。
拿出实际行动
这种僵化、形式主义的执法心态,损害的不只是个别受害者的尊严,更是整个警队的公信力。
副部长既然公开承诺监督,就请拿出实际行动,例如定期稽查警局岗亭的闭路电视纪录、设立匿名举报机制、对违规警员零容忍公开处分案例。只有看到真有人因为这种事被教训,基层才会真正害怕。
与其每次都等到舆论爆炸才修补,不如直接把紧急求助及犯罪报案一律豁免衣着限制,写进更高等级的警队标准作业程序,甚至考虑立法保障,让它变成不可挑战的底线。
有些人会说,衣着得体是东方价值,但当得体与否变成阻碍正义的藉口时,就是价值被扭曲了。真正的体面,是让每一个受苦的人第一时间得到帮助,而不是先检查他们的裙长。
希望这次不是又一场国会表演,而是真的会让那些“裙子不够长就不让进”的执法人员,感受到饭碗正在摇晃。因为人民的平安,不该被一条裤管长度决定。
https://www.chinapress.com.my/20260227/%e7%9c%8b%e5%a5%bd%e6%96%87%ef%bd%9c%e6%bd%98%e6%9c%89%e6%96%87%ef%bc%9a%e5%88%ab%e8%ae%a9%e8%a3%a4%e7%ae%a1%e9%95%bf%e7%9f%ad%e5%86%b3%e5%ae%9a/
2026年2月20日
年初四,在過年假期中是極其微妙的日子。如果要把人生比作一場春節,那麼年初四絕對不是熱血的青春期,也不是安穩的老年期,大年初四是中年危機。
這是由於年初四正處於初一到三的狂歡後,即將面對開工日的夾縫中。像步入中年一樣,發現熬夜打牌、連日大餐的後勁上來了。初一的雄心壯誌演變成初四的隻想癱在沙發上。
初四灶神要回來了,各路神明準備打卡上班,快要回歸社會齒輪的角色了。就像中年人看著存款與房貸,盯著剩於的假期與沒收完的行李,心中充滿了假期怎麼過得這麼快的想法。
既然是中年阶段,追求的就是要精准、效率与心灵的平静。也许可以考虑一些度过初四的方法。
首先,可能可以断舍离。传说初四是接神日,与其说是迷信,不如把它当作环境重整。把初一到三堆积的零食包装、亲戚送的,但不想要的过期礼盒清掉。告诉大脑假期快结束了,该从混乱模式切换回秩序模式。
呆在家做赢家
其次,就是在年初四的午餐或晚餐,只吃素食或清粥小菜。因为从初一到初三的饮食是大鱼大肉军备竞赛,就在今天给肝脏发一封感谢信,毕竟它这几天为了代谢酒精与油脂辛苦了。
再者,中年人的智慧在于懂得拒绝无效社交。关掉那些充满初四出游人挤人照片的社交媒体。选一本一直想看但没看的书,或一部长度超过两小时、需要思考的电影。目的是在开工前的喧嚣中,找回专注力。
同时,还可以花30分钟整理开工后的待办清单,或者试穿一下那套快扣不上的衣服,防止突然切换回工作模式时产生的心理崩溃。
也许,年初四就像人生中的下午四点,阳光虽然还在,但影子已经拉长。它提醒着快乐是有限的,但平静是可以争取的。
传统习俗说初四不出远门,其实非常有智慧。因为这天外面应该是到处塞车,待在家里才是真正的赢家啊!

2026年2月13日
就在大馬人忙著辦年貨、準備迎接馬年時,日本傳來足以震動亞太政局的高市旋風。該國首位女首相高市早苗,在剛剛落幕的眾議院大選中,帶領自民黨豪取316席,甚至連同盟友跨越了三分之二的修憲門檻。
這場勝利不僅僅是日本政壇的地震,對於千裏之外、同樣在政治泥沼中摸索的大馬,也有警醒作用。
無疑,高市早苗的勝選,讓人看到強烈領導人格的回歸。自民黨民調在大選前一度低迷,但高市憑藉著工作、工作、再工作的鋼鐵形象,以及大膽的減稅和國防政策,硬生生地把一手爛牌打成了好牌。
反观如今的大马,政治碎片化、政党联盟各有心机的年代,选民看到日本的情况,可能会产生“强人渴望”。大马选民在经历几次政权更迭和没完没了的内部纠葛后,或许内心也在寻找一个能够摆脱软弱标签、具备果断执行力的领导人。
高市早苗的成功可能可以提醒政客,温情主义固然好,但在乱世中,清晰的、哪怕是强硬的立场,往往更能凝聚民意。
此外,最令人意外的是高市在年轻选民中的高人气。她玩社群媒体、展现幽默感,却又在国安议题上极其保守。这种酷与保守的结合,打破日本年轻人对政治冷感的僵局。
反观大马,年轻一代并不一定如传统想像中理所当然地支持改革派。如果执政者无法在生活成本问题,如高市承诺的食品减税事件上,给予即时的获得感,年轻选民极可能转向强势保守派。
推动实质改革
高市的胜利或许告诉大马:谁能抓住年轻人的口袋和自豪感,谁就能掌握未来的政权。
高市早苗虽然赢得漂亮,但她面对的是财政赤字高企、邻里关系紧张的日本。这就像我们过年捞生,大家嘴上喊着发啊,但盘子里的配料如果不均匀,捞得再高也是一片狼藉。
大马政坛目前的团结政府模式,实际上比高市的单一政党强势脆弱。因此,高市的胜利是一面镜子。如果执政者不能在权力巅峰时推动实质改革,那所谓的民意授权也不过是昙花一现。
在新的一年,大马人不只需要会捞的政客,更需要有能力坚守原则的政治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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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2月6日
中國籍“醫生”來馬非法經營醫美診所,過去1年來賺取數十萬令吉,還違法聘請外籍男女工作,最後移民局逮捕15名中國及緬甸籍男女!
他們不遠萬裏來大馬,不為旅遊,不為肉骨茶,竟是為了幫大馬人做醫美,可惜最後變成了落網記。令人不禁要問: 拿旅遊證件動手術刀是跨界還是越界?
社交探訪簽證是讓外國人來看雙峰塔、吃貓山王,不是拿手術刀或雷射筆在別人臉上作畫。
许多人以为拿了旅游签进来大马,只要不偷不抢,私下打工没什么。但在法律上就是非法劳工,何况涉及人命安全的医美产业。
这一年来,他们牟利数十万令吉。这种快闪式经营,赚的是大马人的钱,逃的是国家的税,坏的是产业的规矩。
移民局出手回应
令人不解的是,为什么这种无牌诊所能存活一年?武吉免登是吉隆坡心脏地带,这种无准证、无执照、无专业背景的三无诊所,竟能堂而皇之地营业,甚至还聘请了缅甸籍员工和本地助理。
也许,许多爱美人士看到中国籍医生或是外国专家的头衔就觉得高大上。但真正医生的执照是挂在墙上,而非藏在护照里。
我国欢迎游客,也欢迎专业医美人才,但前提是必须名正言顺。如果拿着旅游签就能随便开诊所,那还要卫生部和移民局干嘛?
变美之心人皆有之,但务必检查对方的资质。毕竟,脸只有一张。医美这行水太深,我国本地正规诊所排队等、收费透明,有些人就贪便宜找地下工作室,结果脸打成皮球、身材变抽象画的新闻可没少。这次移民局的行动提醒消费者便宜没好货,尤其是涉及针筒和刀子。
另外一个事实是,签证滥用已经不是个别现象。社交探访签证政策本来是为了刺激旅游和消费,结果被部分人,尤其是中国籍访客当成灰色就业通道。
首相安华之前已经公开指示要严厉执法,移民局这回出手也算给了回应。但要彻底堵住,恐怕还得从源头收紧,例如缩短某些国家免签停留期、加强入境时问话、机场大数据筛选常客、甚至跟航空公司合作追踪可疑重复入境者。
那些创业梦做得太大的外籍人士,先把合法工作证办好再说吧,别把在自己国家内卷的不像样的那一套,复制或传染到大马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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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1月30日
首相安華在聆聽各方聲音後,同意教育部取消用於評估5歲孩童是否適合在6歲升讀一年級的診斷評測製度。這意味著從2027年起,6歲兒童將無需通過任何入學評估,便可獲準提早入學。
讓準備好的孩子6歲就能衝進小一,搶先一步站在起跑線上,聽起來很進取、不讓下一代輸在起跑線。
但一推出診斷測評,瞬間變成大馬家長群組的年度敏感詞,這是由於測不過的孩子瞬間可能被貼上不夠聰明的標簽,讓家長群裏的比較文化直接爆炸。
政府的测评机制还没正式上路,就被自己人认为会造成歧视,于是取消了。然而,这决定还是可给予掌声,因为它显示政府还愿意听民意,而不是硬推到底。
只是,这也暴露一个很大的大马现实,即把好意变成争议,然后再用取消解决争议,而不是把机制优化到不会伤人。
无需任何评估直接放行,表面上看是最弹性、最不歧视的方案,但实际上却把判断责任100%丢给家长和幼儿园老师。
以前是政府当入学门神,现在换家长自己当孩子的入学裁判,难保有家长会变成虎爸虎妈,硬推6岁宝贝上小一;有的则会保守到底,宁愿孩子多玩一年、多睡一年、多哭一年也不急。
结果很可能出现同一条街、同一组玩伴,6岁的已经在背乘法表,7岁的还在玩黏土,然后大家一起上网发贴文说:我孩子班上同学差一岁,但已经差一个宇宙,流量来个大爆炸。
或许,在6岁上小学这事上,家长应先诚实问自己:我的孩子真的准备好了吗、我有足够时间和资源陪他补位吗、我是为了孩子,还是为了跟隔壁邻居亲戚比较?
别造成阶层分化
另一方面,教育部既然取消了测评,就应该同步推出强大的6岁入学准备指引,以及推出免费或低价的家长工作坊,以让爸妈知道到底什么叫认知、社交、情绪ready。
不然,变成有钱有资源的家长敢赌6岁,没资源的就乖乖等7岁,阶层分化反而更严重。
此外,如果政府真心想让更多孩子安全地6岁入小一,就要大幅提升学前教育品质,让5岁那一年真正打好基础。
总括而言,安华这次决定是政治正确和民意正确,但距离教育正确还差一步。这是由于真正赢的不是谁6岁先进小一,而是每个孩子无论6岁或7岁入学,都能在适合自己的节奏下快乐学习、不被标签、不被催谷。
https://www.chinapress.com.my/20260130/%e6%bd%98%e6%9c%89%e6%96%87%ef%bc%9a6%e5%b2%81%e5%86%b2%e5%b0%8f%e4%b8%80%ef%bc%8c%e8%b0%81%e7%9a%84%e8%b5%b7%e8%b7%91%e7%ba%bf%ef%bc%9f/
2026年1月23日
首相安华指出,所有学校或教育机构,包括国际学校、宗教学校及独中学生,都必须在大马教育文凭考试中报考马来文和历史科目。
安华抛出的是教育定心丸还是震撼弹呢?对华社而言,安华已直白表态:
想要承认文凭,先把这两门课考了再说。
那么,华社心心念念的独中统考,是以妥协换出路吗?关于独中统考的争议,在大马政坛已经演了快半个世纪的长寿剧。安华这次的态度很务实:想要政府认可,就先把国语和历史考了。
守住教育政策底线
对华社来说,这或许是统考获得某种程度官方认可的最低消费;对保守派来说,这守住了国家教育政策的底线。
也许,这就像是想进一家高级俱乐部,门口保安说:“西装你可以自己挑,但领带必须是我们家发的,而且还要背得出俱乐部简史。”
安华同时还变身张三丰,打了一招漂亮的太极拳。他表示,不管是华裔、巫裔还是印裔,只要想学中文、淡米尔文或阿拉伯语,教育部就得准备老师。
安华或许有高人授招,认定与其在单一流派上死磕,不如搞多元配套。他试图透过强化马来文和历史的地位,来安抚马来社会的焦虑;同时透过开放多元语言学习和解决升学途径,来回应非马来社会的诉求。
虽然必考两科听起来压力倍增,但如果这能换来教育体制的长治久安,减少那些年复一年的政治口水战,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
毕竟,学生的时间应该花在图书馆,而不是被当作政治博弈的筹码。
然而,安华这一套教育组合拳,似乎有抄袭前首相纳吉时代的套路之嫌。当时的华社华教死活不吃这一套。如今物似人非,当初拒绝剩下的一哩路,如今多走几哩路又回到原点。同样的一套拳法,华社华教要拉下面子受了,还是继续撑下去说不,相当耐人寻味。
还有一个值得推敲和期待的事,就是当时向华社高喊执政就承认统考的那一群人或那一个政党,面对安华这一套教育太极拳,是选择择角色扮演成“静静”女士,还是化身狂暴反对的“胖虎”先生,又或是继续坐“火箭”升空不管世事,着实令人期待。
https://www.chinapress.com.my/20260123/%e6%bd%98%e6%9c%89%e6%96%87%ef%bc%9a%e6%95%99%e8%82%b2%ef%bc%8c%e5%a4%aa%e6%9e%81%e6%8b%b3%e3%80%81%e7%bb%84%e5%90%88%e6%8b%b3/
2026年1月16日
教育部长法丽娜说,教育部重启国家教育顾问理事会,以研究恢复中三评估考试(PT3)和小六检定考试(UPSR)的必要性。
这种回转木马式的教育政策,政府和家长是把考试当成是初恋还是前任呢?在大马教育界,UPSR和PT3就像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前任。废除时欢呼要给孩子快乐童年;废除了两年,家长们又开始焦虑。
当没有了统一考试,很多家长突然发现像是在黑夜开车没有车灯。失去成绩单这个车灯,就不知道孩子在学校到底是学霸还是在学渣。这种评估焦虑症让人觉得还是考试最稳。毕竟,在我国家长的基因里,分数才是硬道理。
朝令夕改的混乱
部长说无论去到哪里都会听到恢复考试的呼声,或许只能说我国教育部很亲民。但问题是教育政策应该是基于专业评估还是民调呢?
如果家长说功课太多就减功课,家长说孩子太懒就加考试。这种反馈式教育改革很容易让老师和学生陷入朝令夕改的混乱。
当初废除考试的理由是接轨国际、注重全人教育。如果现在又要改回去,这些年的折腾难道只为了证明大马不适合快乐吗?
无疑,现在的校本评估属于理想很丰满,现实很骨感。这是由于当老师每天填表格填到怀疑人生,还要面对家长的质疑,而家长觉得老师的评估过于主观,没有全马排名心里不踏实。
从另一个角度来说,如果校本评估真能有效反映学生素质,家长何必苦苦哀求考试回归?这说明它的推行和公信力,在大众心中还没过关。
然而,另一方面,教长和副教长或许清楚评估比死读书好,但作为政府人员,又不能无视选民的考试情结。
事实上,恢复考试不一定是退步,但反反复复绝对不是进步。如果要恢复,请务必解决当初废除它的那些病因,如唯分数论、补习狂热等;如果不恢复考试,那就拿出更有说服力的评估方式,别让家长只能靠猜来了解孩子的进度。
毕竟,大马的教育体制不应该是Roti Canai,不能翻来覆去地煎,受苦的可是那一群正在成长、需要稳定学习环境的孩子们。
政府或许应以专业评估为主,民意为辅。拟定专业的教育方向,再通过收集民意调整改善,而非被所谓的民意左右而翻来覆去,最终为煎饼式教育买单的是学生,国家也因此受到伤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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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1月9日
2026开年,首相安华就宣布政府将于今年提呈国会审议,限制首相任期不超过10年或2届法案的消息。这在大马政坛就像是长期处于续集拍不停的肥皂剧里,突然宣布“主角最多只能演两季”。
对此,忍不住令人想问安华:“这是给自己设退休倒计时吗?还是终于承认权力这东西,用久了会上瘾?”
以前我国政坛都在比长情,恨不得把首相位坐成家传宝。现在安华主动提出10年限期,算是一剂清醒剂。
无疑,这法案是为了防止领导人产生江山没我不行的幻觉。毕竟,权力就像大马的天气,太久不变动,空气就会变得闷热且令人窒息。
后浪们别心急
同时,任期限制也是在告诉还在虎视眈眈的后浪们别急,位子会空的,前提是需先活过这10年。
如果国家领导高位的任期限制成行,绝对是我国政治史上的一大步。过去,大马的首相制度是典型的西敏模式,即只要国会支持,就能坐到天荒地老。想想马哈迪那22年的纪录,简直是永远的首相代名词。
现在,安华主动推动任期限制,等于亲手打破这个无限续杯的传统。这不只履行希盟在2022大选的竞选承诺,更是在向全民喊话:权力不是私人财产,该交棒时就得交棒,让新血轮替,避免一人独大导致滥权或僵化。
当然,有人或许会说这是安华为了拉回城市选民和华裔支持的政治计算,但这种计算是正面的。政治本来就该回应民意,这些改革拖了这么久,现在终于动起来,总比永远停在口号好。
况且,安华上台三年多,若愿意为未来继任者设限,这份胸襟还是值得鼓掌。
最重要的是别在立法限制任期之后,出现类似俄罗斯总统普汀透过与副手梅德韦杰夫的轮换,以及随后的宪法修正案,变相延长统治时间的情况。
普汀能够统治俄罗斯超过20年,在于他极其灵活且具有争议性的运用法律手段,规避最初宪法对总统任期的限制。
这种“乾坤大挪移”的手段,对国家和领导者本身皆是严重的伤害,应引以为戒。
首相或高官的任期限制,在民主国家如大马皆是防止变成独栽或极权的好方法,理应早日实行并完善其机制,以稳定国家的前进和发展。
https://www.chinapress.com.my/20260109/%e7%9c%8b%e5%a5%bd%e6%96%87%ef%bd%9c%e6%bd%98%e6%9c%89%e6%96%87%ef%bc%9a%e6%9d%83%e5%8a%9b%e4%b8%8d%e8%83%bd%e6%97%a0%e9%99%90%e7%bb%ad%e6%9d%af/
2026年1月2日
2025年的蛇年溜走了,马来西亚迎向正策马奔来的马年。
2025的蛇年像极了“小龙”的蜕变。 虽然这只蛇走位有点飘忽,但我国的节奏还算稳。
2025年的马币就像蛇蜕皮一样,经历了一番整容,汇率总算告别了让人心惊肉跳的跳水。
去年是大马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的重要一年。 首相安华飞来飞去,像极了灵活的小龙,在各国之间舞动。不只成了国家的代言人,顺便想让全世界都知道:来马来西亚投资不亏。
然而,柴米油盐上涨的价格也像蛇爬行,虽然缓慢但从未停止。 其中,针对性补贴政策,让不少人的钱包感受到了一丝紧致感,也算为国家长期财政健康排毒。
来到2026的旅游大马年,这匹马背上驮着最重的任务。政府的目标是吸引超过4700万人次游客,创造数千亿的收入。现在的吉隆坡、马六甲、槟城等城市,看来已经磨拳擦掌,整装待发。
慎防“马失前蹄”
整体而言,马年不仅要有马不停蹄的拼劲,也得防范马失前蹄。 这是由于如果蛇年的摇摆前进,突然来个万马奔腾,万一不慎跌个狗吃屎可就不好看了。
对于2026年,期待的或许不仅是亮眼的GDP,更是实实在在的薪水涨幅,毕竟物价马不停蹄的涨,薪水不能原地踏步。
因此,希望马来西亚旅游年能带来真正的文化繁荣,而不是只有涨价的旅馆和拥挤的交通。
总之,马年的马来西亚更要龙马精神,希望这匹马能载着逾3千万国人,翻过通货膨胀的山,跨越改革的河,奔向马到成功,不是“马上风”的未来。
https://www.chinapress.com.my/20260102/%e6%bd%98%e6%9c%89%e6%96%87%ef%bc%9a%e9%a9%ac%e5%b9%b4%e5%88%ab%e9%a9%ac%e4%b8%8a%e9%a3%8e/
2025年12月24日
独家报道:潘有文
独家摄影:陈梓健/本报资料室/互联网
资深电影发烧友杨剑回忆起1970年代至1990年代的马来西亚电影院时称,那是一段被热情与集体记忆形塑的银幕黄金岁月。
那时的电影院不仅是播放影像的场所,更是城市与小镇公共生活的核心。它承载着一代人的社交方式、文化认同与情感连结。
资深电影发烧友杨剑忆起电视节目、娱乐选择稀少的时代,看电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。那时的电影院规模宏大,银幕很大,为观众提供了身历其境的感官震撼。
他指出,尽管旧戏院环境可能不如今日舒适,但若要选择,仍会钟情于那个时代,因为那份看电影的情怀是不可磨灭的集体记忆。

杨剑形容这种怀旧的情绪为甜蜜又心酸,甜蜜在于那份共同的期盼与欢乐,而心酸则是由于在如今资讯爆炸、串流平台主导的时代,那份独特的“集体做梦的殿堂”的精神已然消逝。
尤其遇到热门大片时,观影更演变成一种社会狂热。杨剑还描述了当时的黄牛票现象,有组织的黄牛会成批购入热门场次的门票,并在外面以原价的四五倍转售。
感官身历其境
尽管票价在70年代可能只要八毛或两三块钱,但黄牛票的存在正体现了那份不可抵挡的观影热潮。
这份热情不仅体现在购票上,也延伸到社交层面。杨剑提到,当时带女朋友看电影是一件大事,需要提前购票、精心安排。
当时,约上同学朋友,一起回家或一起出门去看,这种共同的、具体的行动,构成了那个时代独特的集体认同与共识。




最代表性作品
非李小龙莫属
在电影内容上,70年代的中文电影市场主要由香港与台湾的电影瓜分。至于早期的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,台湾的苦情戏琼瑶电影是主流,尤其在受中文教育的社群中影响巨大。
杨剑表示,苦情戏在当时的社会中能够找到市场,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某些情绪和家庭伦理的关注。然而,随着时代的变化,香港电影以其更快的节奏兴起,逐渐取代了台湾片的地位。
他认为,每个年代都有其代表性的很热门的电影。若论最能代表集体狂热的时刻,非李小龙电影莫属。李小龙的电影在70年代每次放映都造成了很可怕的人潮。
此外,周星驰则代表了90年代的文化转变,他的作品不只是一时的流行,更是一种文化潮流,创造了至今仍令人发笑的“梗”。“这些经典电影之所以能成为记忆,是因为当时的观众是很专注地在看电影,而非像现在只是纯粹的娱乐。”

集体情怀消失 观影变孤立
西方的好莱坞电影,如经典的《大白鲨》(Jaws),当然也有市场,但相较于港台片在华人社会中引发的文化共鸣与热潮,当时的好莱坞影响力还没有像今日这般全面。
当杨剑将昔日的观影经验与现在串流平台对比时,他指出最大的差异在于精神状态和丧失的集体情怀。
现今观影变得很孤立,家庭观影往往只剩下两三人,可以随意选择,甚至看着一半可能会做自己的事情,缺乏共同的投入。而最大的精神失落源于“没有期待,没有神秘感”。
不论好不好看 旧时观众看到尾
在资讯泛滥的时代,社群媒体会提前传播过多资讯甚至片段,破坏了观众的情绪和想像力。杨剑感叹“当我们提前知道太多,快乐的惊喜就消失了。”
此外,旧时代的电影文化要求观众从头看到尾,不论片子好不好看,观众都必须沉浸其中,这形成更深的观影记忆。然而,串流平台允许观众快转或随时暂停,这种自主权虽然带来便利,却破坏了对电影的尊重和记忆的形成。
杨剑总结,昔日看电影是追女孩子的浪漫手段,需要精心安排吃饭与看戏的环节,是一个很浪漫的时代。而现今一切都太容易且过于快速,变成了一个不浪漫的时代。

年轻一代 更在乎环境“打卡”
面对串流媒体和资讯爆炸的巨大冲击,现代电影院的生存模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。杨剑观察到,影院现在必须转型,提供体验和情怀来吸引观众,弥补内容吸引力的不足。
例如,一些影院开始举办生日宴会,提供床位让观众躺着看戏,或是设置玩乐区域给带孩子的父母。在年轻一代的消费观中,环境是否适合“打卡”拍照放上面子书或TikTok,成了吸引人的关键,甚至比价格更为重要。
杨剑对此感到些许凄凉,但也承认这是一种时代的生态。这种转型证明电影院不再是过去那种纯粹的“膜拜”或“共同认同”的场所,而变成了一个追求个人化娱乐和社交媒体展示的场所。只有像他这样仍带有热情和情怀的电影发烧友,才会继续把进戏院视为一种对旧时光的维护。
为一场盛会 引爆黄牛票
在20世纪70至90年代,大马的电影院是热情的集散地,充满了热情与群体感。当时的电影院规模很大,观影氛围十分活跃。这股热潮的极致体现,就是黄牛票现象。
杨剑回忆,热门电影会吸引黄牛党有组织地扫票,然后在戏院外以高达四五倍的价格转卖。这种现象证明了当时人们对特定电影的渴望达到了近乎朝圣的程度,这也使得购票本身成为一种挑战和兴奋的仪式感。
这种共同参与的体验,奠定了集体记忆的基础。例如李小龙的电影,在当时能引起全国性的轰动与人潮。
虽然那时戏票价格便宜,但人们愿意支付高昂的黄牛价,只为参与这场集体的盛会,共同感受银幕带来的震撼与认同。这种情感上的连结,是今日串流平台时代所难以复制。

资讯泛滥 没神秘感没期待
对于杨剑而言,数码时代对电影文化最大的伤害,就是资讯泛滥导致的“没有神秘感,没有期待”。
过去的资讯传播不如现在蓬勃,一部电影的上映,观众大多是在期待中带着新鲜感和未知踏入戏院。
“那时候也比较简单,每个人去看这个戏好看啊、流行啊,要去看,有期待。现在去看戏好像没有期待的感觉。”
杨剑感叹如今的社群媒体和资讯平台传播太快、太多。人们在还没看到电影之前,就已经得知了太多内容,甚至看到了片段。剧透扼杀了观影的情绪,当所有惊喜都被提前告知,电影院带给观众的欢乐和震撼便大大减少。
此外,串流平台的便利性也助长这种不专注的行为,由于观众可以随时暂停或快转,进而改变人们对待内容的心态。以前的观影文化要求观众必须全神贯注地看完一部电影,而现在的数码工具剥夺这种专注和耐心。
杨剑指出,这种心态的改变,最终影响了人们对一部电影内容的记忆和珍视程度。








戏院求存转型
体验至上 内容退位
面对时代的冲击,现代电影院为了生存,正朝着提供体验和社交功能的方向转型。
杨剑观察到许多现代影院开始举办多元活动,如生日宴会,甚至提供床位让人躺着看戏。这证明了电影院已试图用情怀和体验来代替电影内容本身的吸引力。
他指在年轻一代的消费观中,电影院的环境和“打卡”价值被放在首位。年轻人的消费,价格不再是第一考量,而是这个地方是否可以拍照放社群媒体。这种快速时代的价值观,让影院必须成为一个打卡点,环境的氛围设计比电影本身更重要。
杨剑指出,过去的录音或制作都是高度专业化的工作,但现在 DIY 文化盛行,甚至 AI 都能进行电影剪辑和音乐创作。
电影院的转型,也是整体文化生态从专业化、内容至上,转向分散化、体验至上的写照。如今的电影院,更像是一个主题公园或社交场所,而非过去那个“共同认同”的文化殿堂。

2025年12月23日
独家报导:潘有文
图片:受访者提供、本报资料室、互联网
在手机与网路尚未主宰生活的年代,大马的传统电影院不仅是娱乐场所,更是社会集体记忆的容器。对于资深电影发烧友陈智涌而言,1970 年代至1990年代的光影时光,有着纯粹的观影乐趣。
那是硬体设备简陋、卫生条件不尽理想,但观众对电影内容抱持着极高热情的时代。从靠口耳相传建立的口碑决定电影的热潮,到周末一家人或情侣们的社交仪式,传统戏院在我国的文化遗产中扮演了核心角色。
电影发烧友陈智涌的回忆,重温那个尚未出现“体验”概念,只求娱乐和故事的黄金岁月。
对于经历过传统电影院时代的观众来说,看电影的目的性非常单纯,纯粹是为了娱乐和放松。
在20世纪七、八十年代,由于没有网路、没有手机,电影院是公认最主要的娱乐场所,尤其到了周末,戏院往往非常热闹。这也是一家人共享家庭欢乐时光的一种比较经济实惠的选择。
然而,这种娱乐建立在对硬体设备的无要求之上。那时候的电影院设备不如现在,座椅最初是木板或铁皮,坐久了比较辛苦,后来才慢慢改进加上海绵。

没比较 接受简陋
传统戏院的空间格局非常大,银幕高达两三层楼。这导致坐在前排或中间的观众必须仰着头看,观影姿势不如现代那般舒适。
陈智涌指出,当时观众并不追求今日所称的“沉浸式体验”。他们之所以能够接受相对简陋的环境,是因为没有比较。当时的观众不知道现今的影院能有多舒服、音效能有多好。他们唯一真正在意的是电影好不好看,即电影的内容、剧情、故事和明星效应。
这种对内容的重视,也反映在电影的选择权上。在我国,电影的选择性并非由影迷决定,而是由片商引进什么影片来决定。为了确保票房和不亏本,片商倾向于引进商业片。
票房靠口耳相传 文艺片不受青睐
当时主流的商业片包括武打片、搞笑片、鬼怪恐怖片以及爱情片。相比之下,艺术电影(文艺片)在马来西亚市场的接受度非常低,因此很少被引进,导致观众缺乏多元的选择。
在网路未兴的年代,电影票房的成功高度依赖于口碑效应。人们往往是听亲朋好友说某部电影“很好看”之后,才会跟着去看。某部电影若有知名明星出演,很容易形成一股热潮。
同时,电影院也扮演重要的社会角色。除了家庭娱乐,电影院也是情侣约会(拍拖)的一个圣地。许多人会在周末前往戏院约会,这使得电影院在晚上十分热闹。
“以前的传统戏院 ,就是卫生条件比较差 , 满地都是瓜子屑。你喜欢电影的话,就不去计较。但是现在不同了,每场电影都有打扫,所以很干净。可能那时没有特别强调,没有这样的概念,看电影就纯粹是娱乐,而不是一个体验。”

过去落后 现今讲究环境享受
虽然传统戏院承载着怀旧的情感,但陈智涌坦言,如果让他选择,他更享受现今戏院的环境和技术。时代在进步,现代的高清放映、环绕音响和舒适座椅带来了立体化、身临其境的享受。以技术层面来说,过去的放映机和音响都较为落后。
然而,科技进步也带来了挑战。他注意到,由于串流媒体的兴起和疫情的影响,现今愿意进电影院的人数正在减少。
“以前那个情况纯是怀念那个感觉,而不是整个硬体或者是技术上的东西都怀念 。但是,现在电影院也是面对个很大挑战的,我觉得看电影的人有点少。”
即是说,年轻一代倾向于便利性的用手机或平板电脑观看电影,只在乎内容,不再需要进戏院追求仪式感。
提升硬体设备 留住观众
作为影迷,陈智涌虽然仍会主动去戏院观看新片,但若遇到时间不允许,也会选择在网路上观看,显示出连资深影迷也开始接纳方便性的双重选择。
这标志着从1970至1990年代单纯的“娱乐”到今日追求“极致体验”的观影模式的转变。
他指出,为了留住观众,如今的电影院不断提升硬体,如 IMAX、4DX来贩售体验,甚至透过重映(Re-run)旧片,打出情怀牌,吸引老观众回流。
早年铁皮木板 今日天差地别
传统电影院的硬体和环境标准与今日的豪华影厅天差地远。陈智涌回忆道,早年的座椅是普通的单面铁皮或木板,虽然之后有改良加上海绵,但仍称不上舒适。
此外,旧戏院的卫生条件是最大的痛点。由于工作人员赶场来不及打扫,戏院里常是满地的瓜子壳、烟蒂。他甚至亲身经历过在戏院里被老鼠吓到的恐怖回忆。
那时候的观影环境还充斥着烟味与食物味混杂,但那时的观众不会去计较这些,因为进戏院的唯一目的只是看这部电影。这种环境的忍受度反映出当时人们将看电影视为纯粹的娱乐活动,而非追求体验。

剪刀下不完整 审查莫名其妙
对于像陈智涌这样的电影发烧友来说,看电影最在意的莫过于内容的完整性。他认为,虽然电影审查制度(电检制度)是为了符合国情的限制,无可厚非,但现今的审查标准似乎比以前更严格。
他提到在现代电影中,即使是一个普通的接吻镜头都可能被删剪,例如最近的《超人》电影中的男女主角亲吻镜头即是例子。
他对电检局的标准感到莫名其妙,尤其令人费解的是,电影明明已经有了分级制度,为何针对成年人能接受的镜头还需要如此严苛的剪辑。
他认为,如果电影院担心影响年轻人,网路上如 YouTube 的影响可能更为直接、更为严重。作为影迷,他渴望电影内容能够尽可能完整地呈现。
票价渐上涨 体验时代变迁
电影票价的变化,强烈地体现了时代的变迁。陈智涌回忆,在他中学时期,票价大约只要三至四令吉。传统戏院甚至采用手写票,现场划位,并注明座位号码。随着通货膨胀,票价逐渐上涨。
如今,一张普通的电影票约为20令吉左右,若选择 IMAX 或高规格的影厅,票价可达35令吉,甚至有躺着看的豪华座位价格超过100令吉。
然而,现代年轻人由于没有经历过低票价时代,对于高价位的 IMAX 享受比较能够接受,没有强烈的对比感。
此外,他指出,为了应对观影人数减少的挑战,电影院近年来开始重映旧片,如《头文字D》或《哈利波特》。这种做法是利用老观众的情怀来吸引他们回流,甚至有影院推出连续 24 小时播放 8 部电影的高票价马拉松式观影活动,且居然仍有市场。
https://www.chinapress.com.my/20251223/%e7%8b%ac%e5%ae%b6-%e6%88%8f%e9%99%a2%e5%88%b0%e5%bd%b1%e5%9f%8e%ef%bc%88%e5%85%89%e5%bd%b1%e5%a4%a7%e9%a9%ac%ef%bc%89%e7%ac%ac2%e7%af%87%ef%bd%9c-%e9%99%88%e6%99%ba%e6%b6%8c%ef%bc%9a%e6%b2%a1/
2025年12月22日
独家报道:潘有文
图:受访者提供、互联网
马来西亚电影院近三、四十年来,经历从黄金时代终结到现代化重生的壮丽转身。
即日起,新专题“戏院到影城”闪亮登场,和你一起回想昨日的旧戏院,咀嚼今日的新体验。
大马电影院最大的改变是仪式感的消失与便利性的胜利。旧戏院是朝圣,新影院是消费;旧戏院卖的是共鸣,新影院卖的是选择。
有人怀念千人哄堂的震撼,有人享受随时有位、不用排队的轻松。
大马于1970年代至1990年代的传统电影院,不仅是观看电影的场所,更是承载了某一代人周末的热闹喧嚣、家庭的亲密时光,以及青春期萌芽的恋爱记忆。
对于电影发烧友曾子曰而言,光影世界是他的“儿童乐园”,也是将看电影这一家族基因传承下去的温暖载体。在那个娱乐相对匮乏的年代,电影票价低廉,戏院总是座无虚席,电影院周遭的小食摊散发着浓浓的市井气息。
曾子曰的回忆是一幅充满声响、气味与情感的画卷,记录着香港电影浪潮席卷大马,以及独栋戏院如何成为集体共情与文化薰陶的中心。
走进曾子曰的记忆深处,重温那些年漆黑戏院里凝聚的、简单却美好的岁月味道。

看电影全家最大娱乐
他的童年光影,始于1970年代。当时全家人最大的娱乐活动便是看电影,戏票价格低廉,最初仅八毛钱一张,即使后来涨到两令吉四十仙,他们一家人每逢周末仍至少观看一场电影。
电影院里,有父亲热爱的长弓、邵氏武打片,也有母亲追捧的“双秦双林”爱情片,曾子曰的童年几乎与这些光影世界密不可分。
电影院是一个不断演变的社交场所。到了1980年代,曾子曰升上中学,观影伙伴从家人变成了同学;步入社会后,则变成同事和朋友;而后,与女友一起看电影,更成为了甜蜜的拍拖活动。
尽管与父母一起观影的次数减少,但只要是许冠文或成龙的电影上映,他都会带着父母去捧场。看电影,无论是家庭的亲子时光,还是恋人的亲密时刻,都让那一年代的人们各取所需,得到满足。
座位楼上楼下 小食随手拈来
旧戏院的建筑与氛围,是如今现代影城无法复制的集体回忆。当时的戏院多为单栋建筑,设有两层,楼上是特别座,楼下是普通座。戏院四周总是围绕着小食摊,贩卖零食、甘蔗水、水果和熟蒸花生。
即便环境吵杂、比较草根,但这种气氛却是旧时代才有的味道,是他们不可切割的日常生活。
从文化层面来看,70年代末至90年代,是我国电影市场被香港文化淹没的黄金岁月。早年,虽然有台湾和香港的华语电影,但直到许冠文掀起的许氏兄弟浪潮,广东对白的香港电影才开始占据主导。

港产片 曾是年轻人文化指标
年轻人深受港产片的影响,无论是广东话、口头禅、衣着打扮、乃至发型,都一一向香港看齐。香港电影带来的不仅是娱乐,更是一种文化与精神的效应,深刻影响了一代人。
“70年代的香港和台湾电影刚刚发光,然后从80年代横跨90年代这一段黄金岁月中,我们一起见证了香港电影最美丽的风景,就像现在的年轻一代深受韩国文化影响一样,那时候我们都深受港产片的熏陶。”
虽然他也曾观看好莱坞大片,如《占士邦》、《大白鲨》等,以及少数印度或泰国电影,但香港电影对于华人而言,意义非凡。由于长期观看香港影视作品,即使未曾去过,他对香港也感到非常熟悉,当第一次去香港旅行时,甚至有种似曾相识,回到老地方的亲切感。
随着时代演变,传统的独栋戏院纷纷走进历史。接着盗版光碟横行,然后是数码化和串流媒体的崛起,彻底改变了观影行为。
简单很美 庆幸经历传统观影
虽然现代戏院的音响和画质已达极高水准,带来手机小屏幕无法比拟的巨大体验和享受,但曾子曰仍怀念那个简单美好的传统观影年代。
“科技的改进,生活素质提高,现在戏院的规模和装修都不可同日而语,这一种进化是无可避免的,我庆幸自己曾经历过那一个传统观影的年代,简单但很美。”
他特别想念新年时,爸爸带着一家人去看成龙贺岁片时,排长龙买票的那份热闹情形,那份热与爱是现在上网订票永远无法感受得到的。

光影传家 一张戏票的亲情密码
对于曾子曰而言,看电影是把爱看电影的基因传承给孩子的方式。在70年代,电影是很多家庭的周末活动,当年的戏票不贵,曾子曰与父母在戏院里度过了一家人最亲近的时光。
即使长大后,他与父母的共同观影时间变少,但他仍会带父母去看他们喜欢的许冠文和成龙电影。
到了90年代,他初为人父,大儿子满月不久就被带去看张国荣的《夜半歌声》,似乎继承了这份对光影的热爱。
“不懂是不是他拥有我们爱看电影的基因,他在电影院是乖乖的静静的,我也乐得将看电影的家族基因传承给孩子。”
戏院不仅是亲子的场所,也是情侣的亲密时刻。恋爱时,电影散场后,即使巴士来了,曾子曰也会故意拖延时间,陪女朋友走路去车站,聊聊刚才的电影,想再多黏久一些。那个年代,看电影可以满足所有人在亲密关系中的需求。
回忆旧时,他最怀念的是一家人排队买成龙贺岁片戏票时的热闹场景,那是现今电子购票无法取代的热与爱。
市井百态 从木虱到童子尿
旧时代的大马戏院,拥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市井气息和草根味道。这些单栋建筑物通常有两层,楼上为特别座,楼下是普通座。观影前的仪式,是到戏院四周的小食档买零食,如甘蔗水、熟蒸花生,以及那种眼镜造型包装的巧克力。
进入戏院后,听觉体验独特,因电影开始后是观众此起彼落的嗑瓜子声,散场时,则是一地瓜子碎裂的声响,像踩在枯叶上的声音。
然而,观影体验也带有旧时代的艰难。一些陈旧的戏院采用木椅,一旦不幸遇上木虱,偶尔会听见观众的惨叫。
“看戏看到一半,妈妈突然叫我们提起双腿,仔细一听,后排有个妈妈在嘘声催她的孩子小便,戏院的地面微斜,童子尿沿流而下,穿过我们的双腿,像越过山谷,流落前方。”
尽管环境如此吵杂,但当灯光一暗,从楼顶小方格发出的那道光,投射在大银幕上,却是曾子曰人生中第一次见到的魔幻画面。
审查困境 消音删剪不一
时至今日,电影院面临着审查制度的挑战。虽然裸露和性爱始终被禁止,但曾子曰发现,近年来有些电影里的脏话,如西片的F发音字,港片的“捻”与“鸠”成了漏网之鱼,但有时又会被消音,不禁让人怀疑是否具有双重标准。
“这一部电影里出现了‘捻’,但在另一部电影里的‘捻’却被消音了。但在串流平台上看电影却没有任何阻挠,如果在戏院看电影,这里剪掉那里删走。”
他认为,这种在戏院里被剪辑删走的体验,也是导致部分观众转向串流平台观影的原因之一。
电影院产业进化 从大厅到多厅
我国电影院进化证明唯有适应消费者生活方式的改变,传统娱乐产业才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幸存。
1990年代是我国影院经营模式的分水岭,一场名为“Cineplex”的革命悄然改变了产业生态。
传统电影院(Cinema)大多是独立建筑,拥有单一巨型影厅。90年代兴起的多厅影院(Multiplex/Cineplex)则寄生于大型购物商场(Shopping Mall)。这种模式不仅解决了停车和冷气问题,更创造了“看戏+吃饭+逛街”的一站式消费链。
1990年Cathay Odeon在吉隆坡中央艺术坊的小试牛刀,随后演变为1995年TGV在1 Utama的7厅影城,以及1998年GSC在Mid Valley的18厅巨无霸。影厅变小了,从1000人降至100至200人,但选择变多了。多场次、多片种的排片策略,让错过开场的观众不必再苦等下一场。
这一时期也见证了市场的整合。1998年,为了应对新时代的挑战,嘉通(Golden Communications)与国泰(Cathay)合并成立GSC(Golden Screen Cinemas),奠定了后来大马影业龙头的地位。
重温熄灯老戏院














2025年12月18日
独家报导:潘有文
摄影:张智玟/互联网
当冲突升级为伤害,受害者的第一道防线不是法律,而是现场能否有人即时伸出援手,老师、主管、同事、同学、甚至一个默默观看的旁观者。
但现实中,许多受害者寻求协助后,反而担心被贴标签、被报复,甚至被要求忍一忍。辅导人员面临的挑战并不只是安抚情绪,而是如何在制度、环境与人性之间找到最安全的出口。
马来西亚博爱辅导中心总会辅导部副主任、注册心理师邝慧婷接受《中国报》专访时指出,辅导的起点是“重建安全感”,而制度的责任则是“让伸出手的人不必付出代价”。
从辅导实务、制度缺口与旁观者角色出发,探讨社会如何真正具备“反霸凌能力”。
邝慧婷表示,无论是学生或职场员工,霸凌事件受害者走进辅导空间时,最需要的不是解决方法,而是安全感。
知道自己“不孤单”
辅导人员的首要工作通常包括情绪稳定,即让受害者知道自己“不孤单”,并正式承认他所遭遇的伤害,再以缓慢、温和的节奏协助重新呼吸、放松。
“很多受害者在第一次谈话中会全身发抖。”她说,“因此第一步从来不是问问题,而是让他感到不再危险。”

然后,就是建立心理安全区,辅导人员会明确告知内容保密、不会强迫受害者面对加害者、不会把责任推给受害者、不会要求他马上表态或提交证据。即是说,“安全”是受害者愿意说出真相的前提。
随后就是评估事件风险与严重度,辅导员会理解伤害持续多久、有无身体暴力、是否涉及群体排挤、是否存在报复可能、受害者是否有自伤或心理崩溃迹象。这是由于这些评估可协助后续介入方式与通报流程。
“我没有恶意” 不等于没伤害
至于对霸凌者的辅导,并不是惩罚,而是改变行为模式。在多数人想像中,加害者理应面对责罚;但在专业辅导角度,惩罚不能替代行为矫正。
邝慧婷表示,对霸凌者的辅导主要包括建立自我觉察,让霸凌者理解自己的行为造成的影响、话语或玩笑背后的权力差异、“我没有恶意”不等于没有造成伤害。
再者,就是处理背后的动机,这是由于学生与员工的动机通常不同。学生多是同侪地位、冲动、群体认同;职场则是权力维持、竞争、绩效压力。辅导的目标是让加害者能在下一次选择不同的行为方式。
然后,就是行为矫正与责任教育,包括建立同理心、重建健康界限、让加害者对行为负责,而不是单纯道歉、必要时与家庭或主管配合进行后续追踪。她强调:“改变行为比惩罚更难,但也更重要。”

3常见问题 受害者不敢求助
实际上,学校与企业制度最大的缺口是保护受害者,也要保护告知者。“很多受害者不是不敢讲,而是不敢被知道,是他讲的。”
邝慧婷指出,现有制度最常见的三大问题,分别是通报流程存在模糊灰色地带。校园方面,老师要不要先证实?家长要不要同意?职场方面,主管是否需要先“谈谈”?人力资源部(HR) 是否有独立权限?因为流程越模糊,受害者越不敢求助。
此外,由于缺乏对告知者的保护,旁观者或同事会担心同侪排挤、上司报复、被贴上“麻烦人物”标签、影响升迁机会,若没有保护举报者机制,没有人愿意说真话。
后续追踪不足
造成二次伤害
再者,就是后续追踪不足,有些组织在处理完事件后,便将受害者置于原本环境,造成二次伤害。
理想作法应包括后续心理支持、调整座位、班级或职务、适度隔离加害者、定期评估受害者状态。
她说:“制度的责任不是处罚,而是确保受害者能真正恢复安全。”
至于旁观者的角色,应是介入,不等于冲上前。大部分的人害怕介入,是由于误以为介入等同对抗。但邝慧婷强调,旁观者可采取更安全且有效的方式。
例如,降低伤害,即将受害者带离现场、转移注意力、插入一个无害的话题、营造不是一对一的情境。
同时,可以私下提供支持,告诉受害者:“我有看到,你不是错的。”、 陪同他去找老师或HR、提供事件日期、目击内容。
此外,旁观者可以匿名举报或寻求可信任成人协助。旁观者的角色不是英雄,而是让受害者不再独自面对伤害。

重要核心讯息
预防胜于补救
总括而言,预防胜于补救,建立反霸凌文化的核心讯息尤为重要,若只能推广一句讯息,邝慧婷认为应是:“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在安全的环境中学习与工作。”
她提出的预防策略包括班级与部门的清楚规范、具体的反霸凌流程张贴公告、以情境教学强化同理能力、教导学生与员工辨识权力不对等、调查匿名化、建立“错了就说、说了有人听”的文化。
她强调:“反霸凌不是一个制度,而是一种氛围。”
别要求受害者 先举证
许多组织在处理霸凌时,最先要求受害者拿证据。但邝慧婷指出,这是许多人无法跨越的障碍。
这些原因包括霸凌多为隐性、私下或日常化行为。例如冷落、暗讽、排挤,很难截图或录音。
其次,受害者常处于高度恐惧,无法理性搜证。要求拿证据等于暗示“你要自己证明自己没有误会”。
因此,在权力不对等的环境,加害者比受害者更懂如何隐匿行为。
理想的制度应是受害者只需描述事件,而非证明事件;辅导人员与组织有责任协助搜集背景资讯、侧面佐证。她强调:“制度若要求受害者独自举证,就是在惩罚受害者。”

最给力一句话 “我陪你”
旁观者在霸凌事件中的角色常被低估。许多人因害怕卷入冲突而选择沉默,但沉默往往被加害者视为默许。
邝慧婷指出,旁观者可以用三个最简单、最安全的方式介入,首先是让受害者不再是一个人。例如,在冲突现场站到受害者旁边、用眼神或简短话语支持,如“你还好吗?”、在对话中转移话题,降低火力。
此外,也可以私下询问与陪伴,许多受害者只需要一句“我看到了,如果你想报告,我可以陪你。”这句话的力量常常超过想像。
同时,可以选择匿名举报,避免暴露身分,也能让事件被正式处理。旁观者不需要成为英雄,不需要对抗加害者;但他可以成为受害者的支撑,让伤害不再被默默吞下。
3类旁观者:沉默、助长、保护
在霸凌事件中,旁观者的角色至关重要。旁观者可分为三类:不参与也不站出来的沉默型(Passive Bystander)、跟着欺负或拍影片的助长型(Bystander → Reinforcer),以及和想介入协助的保护型(Defender)。
许多旁观者选择沉默,是出于对自身安全的恐惧,担心遭受报复。然而,这种沉默会形成一种“社会常规”(Social Norm),默许了霸凌行为,让霸凌者误以为他们的行为是被群体所接受。
辅导建议是旁观者在保护自身前提下,可采取“安全三策”(3 D’s)来有效介入或举报:
◆Disrupt(打断):
这是最安全且鼓励采用的方法。用间接、有技巧的方式打断霸凌情境。例如,敲门、找藉口称会议要开始了,让霸凌行为中断;
◆Direct(直接):
若情境相对安全,且霸凌者不会造成危险,旁观者可以与其他人一同站出来,直接制止;
◆Delegate(找人介入):
将责任转移给有权威的第三方,例如老师、辅导员或人力资源部门(HR)。
邝慧婷强调,旁观者不必当英雄或承担解决霸凌问题的重担,他们只需尽力停止当下的伤害。即使只是私下向受害者表达关心,让他们知道“你并不孤单”,也是一种强大的支持,能有效对抗受害者被孤立的处境。
这是由于有研究显示,只要有 一名个保护型旁观者介入,霸凌行为有超过 50% 的机会在10秒内停止。

芬兰挪威证实有效
预防 靠长期性 系统性
预防霸凌的教育和宣传,若只依赖单一讲座或口号,效益有限。经证实有效的方案,如芬兰的“我们反对霸凌”(KiVa)和挪威的“奥维斯校园欺凌预防计划”(OBPP),都是长期性、系统性的。
芬兰的KiVa 强调预防胜于治疗,以系统化的教育资源培养学生辨识霸凌行为的能力,激励旁观者采取行动支持受害者,多国研究显示霸凌发生率可下降 20%至50% 。
挪威的 OBPP最早有系统评估的反霸凌方案,广泛应用于美国、欧洲,应用国家最多,效果最显著。3年以上的长期执行可降低 30%至50%的霸凌行为。
成功方案必须在4个层面贯彻执行:
◆学校行政:高层需建立反霸凌的风气和制度;
◆班级:固定开设班会,讨论并灌输反霸凌的理念;
◆教师:教师需接受培训,懂得如何识别和处理霸凌;
◆社区:家长也需被教育和参与,例如参加讲座,了解如何识别孩子是否是受害者或霸凌者。
唯有透过不断在日常生活中灌输和培训,才能让青少年看到欺负人不是“很酷”,而是情绪失控,不懂得管理自己。
全方位投报管道
执行力最大挑战
大马教育系统已经采取措施应对霸凌。教育部推出了“137 SOP”,即要求学校在一天内接受投诉、三天内进行调查、七天内解决事件;以及教育部于2023年推出的“校园霸凌与性骚扰应变指南”(Surat Pekeliling Ikhtisas, SPI)来指导校方如何处理霸凌。
此外,投报管道包括专线、WhatsApp、电邮adubuli@moe.gov.my、 Aduan buli网站,以及公共投诉管理系统(SISPAA),对霸凌和性骚扰案件进行投诉,鼓励大众提供详细资料,如人、事、时、地、物。
然而,组织制度的执行力仍是最大的挑战。若学校高层试图掩盖或扫在地毯下,又或因权力不对等而无法公正处理,受害者便难以获得有效协助。
更关键的是法律灰色地带,如果霸凌行为不涉及肢体暴力,例如纯粹的言语侮辱,现有刑法难以介入。警方通常以不涉及肢体冲突为由,要求双方自行沟通,最多只能备案。只有当霸凌严重到引发命案,或涉及诽谤等特定刑事法条时,警方才可能采取行动。
因此,组织必须在法规之外,建立匿名举报机制和第三方仲裁庭,以确保事件被公正处理,避免受害者因恐惧报复而保持沉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