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5年12月24日
独家报道：潘有文
独家摄影：陈梓健／本报资料室／互联网
资深电影发烧友杨剑回忆起1970年代至1990年代的马来西亚电影院时称，那是一段被热情与集体记忆形塑的银幕黄金岁月。
那时的电影院不仅是播放影像的场所，更是城市与小镇公共生活的核心。它承载着一代人的社交方式、文化认同与情感连结。
资深电影发烧友杨剑忆起电视节目、娱乐选择稀少的时代，看电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。那时的电影院规模宏大，银幕很大，为观众提供了身历其境的感官震撼。
他指出，尽管旧戏院环境可能不如今日舒适，但若要选择，仍会钟情于那个时代，因为那份看电影的情怀是不可磨灭的集体记忆。
杨剑形容这种怀旧的情绪为甜蜜又心酸，甜蜜在于那份共同的期盼与欢乐，而心酸则是由于在如今资讯爆炸、串流平台主导的时代，那份独特的“集体做梦的殿堂”的精神已然消逝。
尤其遇到热门大片时，观影更演变成一种社会狂热。杨剑还描述了当时的黄牛票现象，有组织的黄牛会成批购入热门场次的门票，并在外面以原价的四五倍转售。
感官身历其境
尽管票价在70年代可能只要八毛或两三块钱，但黄牛票的存在正体现了那份不可抵挡的观影热潮。
这份热情不仅体现在购票上，也延伸到社交层面。杨剑提到，当时带女朋友看电影是一件大事，需要提前购票、精心安排。
当时，约上同学朋友，一起回家或一起出门去看，这种共同的、具体的行动，构成了那个时代独特的集体认同与共识。
最代表性作品
非李小龙莫属
在电影内容上，70年代的中文电影市场主要由香港与台湾的电影瓜分。至于早期的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，台湾的苦情戏琼瑶电影是主流，尤其在受中文教育的社群中影响巨大。
杨剑表示，苦情戏在当时的社会中能够找到市场，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某些情绪和家庭伦理的关注。然而，随着时代的变化，香港电影以其更快的节奏兴起，逐渐取代了台湾片的地位。
他认为，每个年代都有其代表性的很热门的电影。若论最能代表集体狂热的时刻，非李小龙电影莫属。李小龙的电影在70年代每次放映都造成了很可怕的人潮。
此外，周星驰则代表了90年代的文化转变，他的作品不只是一时的流行，更是一种文化潮流，创造了至今仍令人发笑的“梗”。“这些经典电影之所以能成为记忆，是因为当时的观众是很专注地在看电影，而非像现在只是纯粹的娱乐。”
集体情怀消失 观影变孤立
西方的好莱坞电影，如经典的《大白鲨》（Jaws），当然也有市场，但相较于港台片在华人社会中引发的文化共鸣与热潮，当时的好莱坞影响力还没有像今日这般全面。
当杨剑将昔日的观影经验与现在串流平台对比时，他指出最大的差异在于精神状态和丧失的集体情怀。
现今观影变得很孤立，家庭观影往往只剩下两三人，可以随意选择，甚至看着一半可能会做自己的事情，缺乏共同的投入。而最大的精神失落源于“没有期待，没有神秘感”。
不论好不好看 旧时观众看到尾
在资讯泛滥的时代，社群媒体会提前传播过多资讯甚至片段，破坏了观众的情绪和想像力。杨剑感叹“当我们提前知道太多，快乐的惊喜就消失了。”
此外，旧时代的电影文化要求观众从头看到尾，不论片子好不好看，观众都必须沉浸其中，这形成更深的观影记忆。然而，串流平台允许观众快转或随时暂停，这种自主权虽然带来便利，却破坏了对电影的尊重和记忆的形成。
杨剑总结，昔日看电影是追女孩子的浪漫手段，需要精心安排吃饭与看戏的环节，是一个很浪漫的时代。而现今一切都太容易且过于快速，变成了一个不浪漫的时代。
年轻一代 更在乎环境“打卡”
面对串流媒体和资讯爆炸的巨大冲击，现代电影院的生存模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。杨剑观察到，影院现在必须转型，提供体验和情怀来吸引观众，弥补内容吸引力的不足。
例如，一些影院开始举办生日宴会，提供床位让观众躺着看戏，或是设置玩乐区域给带孩子的父母。在年轻一代的消费观中，环境是否适合“打卡”拍照放上面子书或TikTok，成了吸引人的关键，甚至比价格更为重要。
杨剑对此感到些许凄凉，但也承认这是一种时代的生态。这种转型证明电影院不再是过去那种纯粹的“膜拜”或“共同认同”的场所，而变成了一个追求个人化娱乐和社交媒体展示的场所。只有像他这样仍带有热情和情怀的电影发烧友，才会继续把进戏院视为一种对旧时光的维护。
为一场盛会 引爆黄牛票
在20世纪70至90年代，大马的电影院是热情的集散地，充满了热情与群体感。当时的电影院规模很大，观影氛围十分活跃。这股热潮的极致体现，就是黄牛票现象。
杨剑回忆，热门电影会吸引黄牛党有组织地扫票，然后在戏院外以高达四五倍的价格转卖。这种现象证明了当时人们对特定电影的渴望达到了近乎朝圣的程度，这也使得购票本身成为一种挑战和兴奋的仪式感。
这种共同参与的体验，奠定了集体记忆的基础。例如李小龙的电影，在当时能引起全国性的轰动与人潮。
虽然那时戏票价格便宜，但人们愿意支付高昂的黄牛价，只为参与这场集体的盛会，共同感受银幕带来的震撼与认同。这种情感上的连结，是今日串流平台时代所难以复制。
资讯泛滥 没神秘感没期待
对于杨剑而言，数码时代对电影文化最大的伤害，就是资讯泛滥导致的“没有神秘感，没有期待”。
过去的资讯传播不如现在蓬勃，一部电影的上映，观众大多是在期待中带着新鲜感和未知踏入戏院。
“那时候也比较简单，每个人去看这个戏好看啊、流行啊，要去看，有期待。现在去看戏好像没有期待的感觉。”
杨剑感叹如今的社群媒体和资讯平台传播太快、太多。人们在还没看到电影之前，就已经得知了太多内容，甚至看到了片段。剧透扼杀了观影的情绪，当所有惊喜都被提前告知，电影院带给观众的欢乐和震撼便大大减少。
此外，串流平台的便利性也助长这种不专注的行为，由于观众可以随时暂停或快转，进而改变人们对待内容的心态。以前的观影文化要求观众必须全神贯注地看完一部电影，而现在的数码工具剥夺这种专注和耐心。
杨剑指出，这种心态的改变，最终影响了人们对一部电影内容的记忆和珍视程度。
戏院求存转型
体验至上 内容退位
面对时代的冲击，现代电影院为了生存，正朝着提供体验和社交功能的方向转型。
杨剑观察到许多现代影院开始举办多元活动，如生日宴会，甚至提供床位让人躺着看戏。这证明了电影院已试图用情怀和体验来代替电影内容本身的吸引力。
他指在年轻一代的消费观中，电影院的环境和“打卡”价值被放在首位。年轻人的消费，价格不再是第一考量，而是这个地方是否可以拍照放社群媒体。这种快速时代的价值观，让影院必须成为一个打卡点，环境的氛围设计比电影本身更重要。
杨剑指出，过去的录音或制作都是高度专业化的工作，但现在 DIY 文化盛行，甚至 AI 都能进行电影剪辑和音乐创作。
电影院的转型，也是整体文化生态从专业化、内容至上，转向分散化、体验至上的写照。如今的电影院，更像是一个主题公园或社交场所，而非过去那个“共同认同”的文化殿堂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