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5年12月18日
独家报导：潘有文
摄影：张智玟／互联网
当冲突升级为伤害，受害者的第一道防线不是法律，而是现场能否有人即时伸出援手，老师、主管、同事、同学、甚至一个默默观看的旁观者。
但现实中，许多受害者寻求协助后，反而担心被贴标签、被报复，甚至被要求忍一忍。辅导人员面临的挑战并不只是安抚情绪，而是如何在制度、环境与人性之间找到最安全的出口。
马来西亚博爱辅导中心总会辅导部副主任、注册心理师邝慧婷接受《中国报》专访时指出，辅导的起点是“重建安全感”，而制度的责任则是“让伸出手的人不必付出代价”。
从辅导实务、制度缺口与旁观者角色出发，探讨社会如何真正具备“反霸凌能力”。
邝慧婷表示，无论是学生或职场员工，霸凌事件受害者走进辅导空间时，最需要的不是解决方法，而是安全感。
知道自己“不孤单”
辅导人员的首要工作通常包括情绪稳定，即让受害者知道自己“不孤单”，并正式承认他所遭遇的伤害，再以缓慢、温和的节奏协助重新呼吸、放松。
“很多受害者在第一次谈话中会全身发抖。”她说，“因此第一步从来不是问问题，而是让他感到不再危险。”
然后，就是建立心理安全区，辅导人员会明确告知内容保密、不会强迫受害者面对加害者、不会把责任推给受害者、不会要求他马上表态或提交证据。即是说，“安全”是受害者愿意说出真相的前提。
随后就是评估事件风险与严重度，辅导员会理解伤害持续多久、有无身体暴力、是否涉及群体排挤、是否存在报复可能、受害者是否有自伤或心理崩溃迹象。这是由于这些评估可协助后续介入方式与通报流程。
“我没有恶意” 不等于没伤害
至于对霸凌者的辅导，并不是惩罚，而是改变行为模式。在多数人想像中，加害者理应面对责罚；但在专业辅导角度，惩罚不能替代行为矫正。
邝慧婷表示，对霸凌者的辅导主要包括建立自我觉察，让霸凌者理解自己的行为造成的影响、话语或玩笑背后的权力差异、“我没有恶意”不等于没有造成伤害。
再者，就是处理背后的动机，这是由于学生与员工的动机通常不同。学生多是同侪地位、冲动、群体认同；职场则是权力维持、竞争、绩效压力。辅导的目标是让加害者能在下一次选择不同的行为方式。
然后，就是行为矫正与责任教育，包括建立同理心、重建健康界限、让加害者对行为负责，而不是单纯道歉、必要时与家庭或主管配合进行后续追踪。她强调：“改变行为比惩罚更难，但也更重要。”
3常见问题 受害者不敢求助
实际上，学校与企业制度最大的缺口是保护受害者，也要保护告知者。“很多受害者不是不敢讲，而是不敢被知道，是他讲的。”
邝慧婷指出，现有制度最常见的三大问题，分别是通报流程存在模糊灰色地带。校园方面，老师要不要先证实？家长要不要同意？职场方面，主管是否需要先“谈谈”？人力资源部（HR） 是否有独立权限？因为流程越模糊，受害者越不敢求助。
此外，由于缺乏对告知者的保护，旁观者或同事会担心同侪排挤、上司报复、被贴上“麻烦人物”标签、影响升迁机会，若没有保护举报者机制，没有人愿意说真话。
后续追踪不足
造成二次伤害
再者，就是后续追踪不足，有些组织在处理完事件后，便将受害者置于原本环境，造成二次伤害。
理想作法应包括后续心理支持、调整座位、班级或职务、适度隔离加害者、定期评估受害者状态。
她说：“制度的责任不是处罚，而是确保受害者能真正恢复安全。”
至于旁观者的角色，应是介入，不等于冲上前。大部分的人害怕介入，是由于误以为介入等同对抗。但邝慧婷强调，旁观者可采取更安全且有效的方式。
例如，降低伤害，即将受害者带离现场、转移注意力、插入一个无害的话题、营造不是一对一的情境。
同时，可以私下提供支持，告诉受害者：“我有看到，你不是错的。”、 陪同他去找老师或HR、提供事件日期、目击内容。
此外，旁观者可以匿名举报或寻求可信任成人协助。旁观者的角色不是英雄，而是让受害者不再独自面对伤害。
重要核心讯息
预防胜于补救
总括而言，预防胜于补救，建立反霸凌文化的核心讯息尤为重要，若只能推广一句讯息，邝慧婷认为应是：“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在安全的环境中学习与工作。”
她提出的预防策略包括班级与部门的清楚规范、具体的反霸凌流程张贴公告、以情境教学强化同理能力、教导学生与员工辨识权力不对等、调查匿名化、建立“错了就说、说了有人听”的文化。
她强调：“反霸凌不是一个制度，而是一种氛围。”
别要求受害者 先举证
许多组织在处理霸凌时，最先要求受害者拿证据。但邝慧婷指出，这是许多人无法跨越的障碍。
这些原因包括霸凌多为隐性、私下或日常化行为。例如冷落、暗讽、排挤，很难截图或录音。
其次，受害者常处于高度恐惧，无法理性搜证。要求拿证据等于暗示“你要自己证明自己没有误会”。
因此，在权力不对等的环境，加害者比受害者更懂如何隐匿行为。
理想的制度应是受害者只需描述事件，而非证明事件；辅导人员与组织有责任协助搜集背景资讯、侧面佐证。她强调：“制度若要求受害者独自举证，就是在惩罚受害者。”
最给力一句话 “我陪你”
旁观者在霸凌事件中的角色常被低估。许多人因害怕卷入冲突而选择沉默，但沉默往往被加害者视为默许。
邝慧婷指出，旁观者可以用三个最简单、最安全的方式介入，首先是让受害者不再是一个人。例如，在冲突现场站到受害者旁边、用眼神或简短话语支持，如“你还好吗？”、在对话中转移话题，降低火力。
此外，也可以私下询问与陪伴，许多受害者只需要一句“我看到了，如果你想报告，我可以陪你。”这句话的力量常常超过想像。
同时，可以选择匿名举报，避免暴露身分，也能让事件被正式处理。旁观者不需要成为英雄，不需要对抗加害者；但他可以成为受害者的支撑，让伤害不再被默默吞下。
3类旁观者：沉默、助长、保护
在霸凌事件中，旁观者的角色至关重要。旁观者可分为三类：不参与也不站出来的沉默型（Passive Bystander）、跟着欺负或拍影片的助长型（Bystander → Reinforcer），以及和想介入协助的保护型（Defender）。
许多旁观者选择沉默，是出于对自身安全的恐惧，担心遭受报复。然而，这种沉默会形成一种“社会常规”（Social Norm），默许了霸凌行为，让霸凌者误以为他们的行为是被群体所接受。
辅导建议是旁观者在保护自身前提下，可采取“安全三策”（3 D’s）来有效介入或举报：
◆Disrupt（打断）：
这是最安全且鼓励采用的方法。用间接、有技巧的方式打断霸凌情境。例如，敲门、找藉口称会议要开始了，让霸凌行为中断；
◆Direct（直接）：
若情境相对安全，且霸凌者不会造成危险，旁观者可以与其他人一同站出来，直接制止；
◆Delegate（找人介入）：
将责任转移给有权威的第三方，例如老师、辅导员或人力资源部门（HR）。
邝慧婷强调，旁观者不必当英雄或承担解决霸凌问题的重担，他们只需尽力停止当下的伤害。即使只是私下向受害者表达关心，让他们知道“你并不孤单”，也是一种强大的支持，能有效对抗受害者被孤立的处境。
这是由于有研究显示，只要有 一名个保护型旁观者介入，霸凌行为有超过 50% 的机会在10秒内停止。
芬兰挪威证实有效
预防 靠长期性 系统性
预防霸凌的教育和宣传，若只依赖单一讲座或口号，效益有限。经证实有效的方案，如芬兰的“我们反对霸凌”（KiVa）和挪威的“奥维斯校园欺凌预防计划”（OBPP），都是长期性、系统性的。
芬兰的KiVa 强调预防胜于治疗，以系统化的教育资源培养学生辨识霸凌行为的能力，激励旁观者采取行动支持受害者，多国研究显示霸凌发生率可下降 20%至50% 。
挪威的 OBPP最早有系统评估的反霸凌方案，广泛应用于美国、欧洲，应用国家最多，效果最显著。3年以上的长期执行可降低 30%至50%的霸凌行为。
成功方案必须在4个层面贯彻执行：
◆学校行政：高层需建立反霸凌的风气和制度；
◆班级：固定开设班会，讨论并灌输反霸凌的理念；
◆教师：教师需接受培训，懂得如何识别和处理霸凌；
◆社区：家长也需被教育和参与，例如参加讲座，了解如何识别孩子是否是受害者或霸凌者。
唯有透过不断在日常生活中灌输和培训，才能让青少年看到欺负人不是“很酷”，而是情绪失控，不懂得管理自己。
全方位投报管道
执行力最大挑战
大马教育系统已经采取措施应对霸凌。教育部推出了“137 SOP”，即要求学校在一天内接受投诉、三天内进行调查、七天内解决事件；以及教育部于2023年推出的“校园霸凌与性骚扰应变指南”（Surat Pekeliling Ikhtisas, SPI）来指导校方如何处理霸凌。
此外，投报管道包括专线、WhatsApp、电邮adubuli@moe.gov.my、 Aduan buli网站，以及公共投诉管理系统（SISPAA），对霸凌和性骚扰案件进行投诉，鼓励大众提供详细资料，如人、事、时、地、物。
然而，组织制度的执行力仍是最大的挑战。若学校高层试图掩盖或扫在地毯下，又或因权力不对等而无法公正处理，受害者便难以获得有效协助。
更关键的是法律灰色地带，如果霸凌行为不涉及肢体暴力，例如纯粹的言语侮辱，现有刑法难以介入。警方通常以不涉及肢体冲突为由，要求双方自行沟通，最多只能备案。只有当霸凌严重到引发命案，或涉及诽谤等特定刑事法条时，警方才可能采取行动。
因此，组织必须在法规之外，建立匿名举报机制和第三方仲裁庭，以确保事件被公正处理，避免受害者因恐惧报复而保持沉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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