誰在關心教師的精神健康？

最近接二連三發生教師疑因壓力輕生和情緒失控事件，不禁讓人懷疑教師的工作是否已經被迫變質，以致他們承受過多不必要的壓力。

全國教師專業職工總會表示，如果教師遇到超出工作範圍的要求，可向該會反映，由后者向相關校長協商，他們也會保護投報者身分。

校長在學校權力最大，如果遇上沒有商量余地的校長，試問有多少教師敢反映自己苦處？能不擔心自身成為校長針對的對象嗎？

即使老師向上述單位投訴，也未必能夠解決問題，掌控學校的校長大概可以猜到投報者身分，屆時表面上願意協調處理，背后會不會秋后算賬就難說。

縱觀目前老師承受壓力的來源，相信與教育部、校長和家長三方面脫不了關係，這之中，校長又是老師最大的壓力來源。

首先，教育部推行積效制度有其積極面，但這種方式更像是官僚作業，或只是在滿足官員向上頭交報告的工作，因而官員往往要求校長讓教師完成許多非必要的報告，卻徒增老師負擔。

同時，不少家長是成績至上擁護者，孩子的成績表現可能成為他們向老師施壓的原因，增加教師的工作壓力。

校長接到來自教育局的指示后，向下指示教師完成；又有一些校長，為迎合不少分數至上家長的要求，可能藉機與書商和各相關 商家建立利益鏈，逼學生購買不必要的作業簿或課外讀物，教師則成為銷售員和收賬員，向家長收取費用。

把氣出在孩子身上

教師的工作本來就是教導學生學習課本內容，但在教育部、校長和家長的壓力下，反而要兼備各種功能，所受壓力可想而知。

有些老師在種種壓力下，沒有抒發情緒的管道，可能一時失控把氣出在孩子身上，引來許多指責；一些人則未能控制情緒而向周遭的同事發作。有者鬱鬱寡歡，最終鑽牛角尖走上輕生之路。

如果老師不願配合校長的指示，成為校長的針對對象，觸發累積下來的負面情緒，也可能選擇走上絕路。

在現在的失衡教育環境中，教師尤其是在華小執教鞭者，精神健康應受到社會人士關注，教師不只是像三文治，更像雙夾層的漢堡包，受到教育部和校長魚肉。

本文于2018年2月1日，刊登在馬來西亞《中國報》人人咖啡店，“有文有路”一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