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8年2月9日 星期五

誰在關心教師的精神健康?

最近接二連三發生教師疑因壓力輕生和情緒失控事件,不禁讓人懷疑教師的工作是否已經被迫變質,以致他們承受過多不必要的壓力。
全國教師專業職工總會表示,如果教師遇到超出工作範圍的要求,可向該會反映,由后者向相關校長協商,他們也會保護投報者身分。
校長在學校權力最大,如果遇上沒有商量余地的校長,試問有多少教師敢反映自己苦處?能不擔心自身成為校長針對的對象嗎?
即使老師向上述單位投訴,也未必能夠解決問題,掌控學校的校長大概可以猜到投報者身分,屆時表面上願意協調處理,背后會不會秋后算賬就難說。
縱觀目前老師承受壓力的來源,相信與教育部、校長和家長三方面脫不了關係,這之中,校長又是老師最大的壓力來源。
首先,教育部推行積效制度有其積極面,但這種方式更像是官僚作業,或只是在滿足官員向上頭交報告的工作,因而官員往往要求校長讓教師完成許多非必要的報告,卻徒增老師負擔。
同時,不少家長是成績至上擁護者,孩子的成績表現可能成為他們向老師施壓的原因,增加教師的工作壓力。
校長接到來自教育局的指示后,向下指示教師完成;又有一些校長,為迎合不少分數至上家長的要求,可能藉機與書商和各相關 商家建立利益鏈,逼學生購買不必要的作業簿或課外讀物,教師則成為銷售員和收賬員,向家長收取費用。
把氣出在孩子身上
教師的工作本來就是教導學生學習課本內容,但在教育部、校長和家長的壓力下,反而要兼備各種功能,所受壓力可想而知。
有些老師在種種壓力下,沒有抒發情緒的管道,可能一時失控把氣出在孩子身上,引來許多指責;一些人則未能控制情緒而向周遭的同事發作。有者鬱鬱寡歡,最終鑽牛角尖走上輕生之路。
如果老師不願配合校長的指示,成為校長的針對對象,觸發累積下來的負面情緒,也可能選擇走上絕路。
在現在的失衡教育環境中,教師尤其是在華小執教鞭者,精神健康應受到社會人士關注,教師不只是像三文治,更像雙夾層的漢堡包,受到教育部和校長魚肉。
本文于2018年2月1日,刊登在馬來西亞《中國報》人人咖啡店,“有文有路”一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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